经济观察网 记者 宋笛穿着一次性防护服——防护服套住了鞋，帽子扣住头，边沿紧箍额头，这身防护服是公司出面和一家爱心机构筹集的——戴着黑色口罩，通体上下只露着眉毛眼睛的几寸。1月27日12时左右，闫东方装备齐全，四人、两车来到了武汉金银潭医院外。
金银潭医院位于武汉市东西湖区银潭路1号，是武汉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定点医院，也是此次新型冠性病毒引发的疫情中，防控压力最大的一家医院。
闫东方是德邦快递管理层员工，他运输的是由海底捞捐赠的440箱自热小火锅，两种口味：香辣素食和麻辣嫩牛，总计8吨重。
从大年初一开始，闫东方每天早上8点赶往德邦公司，装完各类应急物资后，驱车赶赴武汉和周边城市的医院送货——当地政府会提前一天将配送任务发布至各家公司，他随身会戴着泡面和卤蛋，泡面有时候会剩下，因为找不到热水。
最初几天，闫东方在路上看到的只有中国邮政、顺丰、京东等数家物流公司，这些公司从收费站将外地运来的物资装载上车，再运往武汉各处，最近几天，闫东方配送的车辆开始多了起来。
这些是各家物流企业调动起来的运力，在这座“悬空”的城市中，企业这一组织正在在政府的调配下，填补行政权力难以触达之处，承担起一部份疫情应对的职责。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安华认为，这是自90年代来世界灾害治理的整体趋势，企业特别是私营部门正在各类灾害治理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他们实际上承担了一部分以往政府机构承担的责任。
与行政体系相较，这些企业总体更加灵活、高效，并拥有更专业的装备设备和技术储备。
“政府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提供更好的法律、行政保障，更加充分地发挥出这些企业的作用”，杨安华对经济观察网表示。
一．
1月25日，阴天。下午五点武汉已经暗了下来。
火神山医院的建设工地灯火通明，上百台挖掘机在宽阔的空地上作业。武汉市政府已经下定决心，这座参考“小汤山”模式建立的医院要在6天内建成。
闫东方刚刚驾驶着一辆9.6米的厢车驶过了这个决心的一侧，背后的车厢满满的装载着通讯设备，这些设备是用来架设火神山医院的5g基站。
大年三十晚，正在看春节联欢晚会闫东方发现企业办公群开始召集志愿员工，建立应急小组，牵头人是德邦快递董事长崔维星。
崔维星有点着急，腊月二十九（1月23日）凌晨两点，武汉宣布自10时起交通“封城”，这意味着在这个急需物资的时刻，这座千万级人口的城市与外部联结的通道将会变的极为有限。
“外地的车进不来，就算能进来，外地的司机也不太敢进来”，闫东方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
两个副总、湖北枢纽负责人、武汉车队负责人……不到一个小时，总计47个人的小组建立了起来——第一波应急小组的人员都是德邦的管理层。闫东方也报名加入了，尽管现在已经是管理层，但闫东方曾经是一位颇有经验的货车司机，2008年还曾参与过汶川地震的救援活动。
47人的小组需要在接下来的时间中扮演司机、装卸工的角色，在小组建立起来的同时，德邦的政府事务部门也开始运作，对接政府的货运需求。
25日凌晨一点，闫东方看着聊天群里不断闪过的货运需求未能入睡，一个小时过后，任务来了，公司通知他第二天9点赶赴武汉西湖收费站，有一车从北京来的通讯设备需要运往火神山工地。
闫东方赶紧入睡。
二．
25日早8点，闫东方从公司出发，赶赴约定的地点，同一时刻，他背面方向的这座庞大的城市醒了。
在这天的中午，出租车开始往返武汉一些社区，运载需要出行的居民。1月23日，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自2020年1月24日12时起，全市网约出租车停止运营；巡游出租车实行单双号限行。此后，全市紧急征集6000台出租车，分配给中心城区。每个社区3—5台，由社区居委会统一调度使用。
这支社区应急出租车队伍最终由武汉市本地的巡游出租车公司和网约车公司共同募集，由政府统一调度，滴滴出行募集了到了1336位司机，首汽约车募集到了502位司机。
1月23日当晚，滴滴出行开始进行司机的募集，按照滴滴出行总裁柳青在微博上发布的信息显示，在1月27日这天，1300多位司机已经陆续到位。
来的更早的是“医疗保障队”。按照滴滴出行发布的信息，在1月24日晚，滴滴成立了一支100位司机组成的“医疗保障队”，并对接了武汉的3家医院，在25日凌晨开始服务。
因为面向特定的医护人员，最开始，这支服务队只能在社交群中通过人工调度的方式运作。为解决这一问题，滴滴技术团队在不到两天的时间中开发了相关系统，按照柳青在微博上发布的信息显示，在26日下午2438名一线医护人员可以通过手机号登入叫车。
对于募集司机，滴滴会给予一定补贴。每位司机会进行上岗前的培训，并配备防护服、口罩、纯净水、泡面等基本物资。
作为中部地区的经济重镇，武汉拥有超过万亿级别的年gdp,几乎所有大型企业都在此处建立了分支机构，并拥有可观的员工、设备和资源——以德邦和顺丰为例，前者在武汉拥有超过300辆自有货车，而后者在整个湖北拥有2600名员工，武汉在地员工超千人。凭借这一庞大的在地资源，以及其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拥有的网络和资源，一批企业迅速动了起来，并开始发挥作用。
1月25日，菜鸟网络联合中通、德邦等快递物流企业，以及aircity国际物流集团等海外物流企业正式开通国内及全球绿色通道，免费从海内外各地为武汉地区运输社会捐赠的救援物资。该绿色通道面向各地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公益组织、商业机构和医疗用品生产企业开放，将优先确保口罩、消毒液、护目镜、防护服等防护用品第一时间送达。1月26日凌晨4点，10万个口罩已经抵达武汉。
1月27日，三架顺丰专机抵达武汉天河机场，他们运载着来自深圳、杭州、北京三城总计近70吨的货物。从2020年1月24日开始至26日，顺丰每天会有两架货机分别由深圳和杭州起飞，皆是当天往返。这些飞机均为顺丰自有货机，这家本土快递巨头在过去10年时间中，不断投入资金购买，筹建了一支拥有58架货机的机队。
按照计划，在距离武汉不足一百公里的鄂州市，一个国际物流机场即将在2020年基本建成，这个总投资近400亿的机场是中国首个由民资参与投资的货运机场，参与的企业即为顺丰控股。
三．
2005年美国遭遇卡特里娜飓风，在这次灾难应对中，沃尔玛表现亮眼，其物流体系和供应链系统在灾难救援、灾后重建中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政府救援能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是沃尔玛而不是政府第一时间将大量应急物资和850万美元的捐款送往灾区。一些受灾居民见到沃尔玛的车辆“就像见到救星一样”。
“在卡特里娜飓风响应过程中，美国各级政府因其低效而被指责为全面失败。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以外的组织，尤其是私营部门表现突出，为灾害救援做出了重大贡献”，杨安华对经济观察网表示。
杨安华介绍，1995年日本阪神地震救援彰显了非政府组织在应急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而美国9.11事件，尤其是卡特里娜飓风应对，日本3.11地震，企业特别是私营部门的作用逐渐凸显，企业开始成为灾害治理的主体。
其中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值得注意，一个是私营部门的持续成长，70-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盛行，多个国家推动了一轮公共设施的私有化，使得私营部门拥有了更多基础设施，“如在美国，目前85%的基础设施由私营部门所掌控”，杨安华如是指出。另一个原因是企业社会责任重要性的凸显，让企业更有意愿在灾害治理中发挥作用。
中国民营企业参与灾害治理可以追溯至2008年汶川地震，大量企业进行了捐款，在2013年的雅安地震中，单一的捐款措施变成了基金、灾后重建志愿等更加长效的措施。
在杨安华看来，在此次的疫情中，民营企业的参与度和作用更加凸显。
“这次疫情很特殊的一个情况是在前期物资是极为缺乏的，武汉一些医院罕见的主动在社会去征集物资，为民营企业留了很大的空间”，杨华安表示。
杨华安认为，企业这一组织相较于行政系统而言，拥有更高的效率，同时总体而言，其拥有的资金、设备和技术也是地方政府难以比拟的，应该要在中国灾难治理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1月25日，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发布了一则通知，面向海淀区公开征集人工智能算法提升红外测温效率等技术方案，管委会希望通过算法达到快速实现大范围高温群体快速检测的目的。
中关村聚集着中国最顶尖的人工智能企业，在这里也孕育出中国第一批民营的科技企业，卷起了科研人员创业的数波浪潮。相较与高校、科研院所的技术团队，这些公司普遍拥有更强的工程能力和改造现实的意图，如今，他们正竭力运用新的技术工具为各个领域带来改变。
商汤、旷世科技两家人工智能企业均对经济观察网表示已经响应号召。商汤方面回复经济观察网称，公司的研究、产品等各团队在配合，并且与外部合作伙伴一起合作，目前的重点主要还是从ai算法方面去提高红外测温的效率和准确率。
四．
闫东方在9点准时到达了西湖收费站，等待从北京来的物资，但他等了足足6个小时，从北京来的车辆只有一位司机，开的太久，司机需要在服务区睡一会。这是一个意料之外的情况。
闫东方呆在路边，看着一些尚不知情的车辆打算出城，被拦了下来，一位安徽的出租车司机因为出不了城、回不了家，哭了很久，但还是没能出去。
政府依然是中国灾害治理的主力，其需要不断提升的一项能力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完成和企业的磨合，不断解决问题，并更合理的发挥各个企业的作用。
这种沟通渠道的建立在目前的武汉变得格外重要。
目前，由于目前的交通管制，湖北部分地级市高速卡口无法通行带来了两个方面为问题，一方面是运输医用物资，另一方面是武汉外的司机提前返岗支援面临所在城市的封路障碍。
按照德邦方面提供的资料显示，为了解决这些物流保障人员基本需求，德邦快递已与主管部门以及协会组织沟通对接，并获得了积极反馈和支持。
在杨安华看来，政府需要进一步的制度化建设，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灾害治理中发挥更重要作用扫清障碍，同时也需要更加科学和高效的调度方式，让不同的企业进行联合，更加有序而高效地参与灾害治理，更重要的是，政府需要保障信息的公开。
“灾害应对的特点之一便是时间十分紧迫和信息极其有限，要求决策者在重重压力之下做出重要决策。灾害发生后，政府应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开辟官方信息传递渠道，为企业灾害参与提供信息支持”，杨安华在其一篇题为《论企业参与灾害治理的政府责任和作用》的论文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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