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之于民主，就如货币之于经济。”托马斯杰斐逊曾如此表示。美国的数据革命最先开始于公共部门信息的开放，美国的建国者如杰斐逊等人认为信息是民主的根基，没有信息的开放和流动，民主就没有了根基。美国早期的信息公开主要集中在立法机关：国会。1841年国会的立法辩论、投票过程等就已经向新闻界开放。但是在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体制之下，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会公开，公开的信息内容的范围、程度和数量上都是有严格限制的，特别是行政部门的信息公开更是如此。一部1789年颁布实施的《管家法》将政府信息公开限制在非常低的水平，这种低水平保持了150余年。直至上个世纪50年代，世界形势风起云涌，美国才重新开启信息公开的大幕。
近年来，数字经济已成为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无论是利用数据赚钱也好，还是希望做“高大上”的公共服务、社会治理改善也罢，大家都面临一个法律上的问题：如何保护数据？数据的权益归谁所有？本文提出5个观点，供各方思考和讨论。
大数据的形成主要基于于五个技术，这其中包括：摩尔定律、普适计算、数据挖掘、社交媒体、云计算等。
摩尔定律主要用来描述计算机芯片频率增加的速度和周期的，它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计算机的硬件性能以几何级数增加，数据的产生、保存和共享的成本越来越低，数据的流动成本几乎为零，可能性则是无限大的。
普适计算表明人类在搜集和获取数据上的能力空前强化，各种不同类型的信息都能够数据化，且能对数据进行建模和运算，数据在“量”上不断跃升。
数据挖掘作为一种技术手段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多、更有效的数据，使数据分析的能力再上一个台阶。
大数据时代的真正来临以社交媒体的兴盛为标志，2004年之后所有的网络用户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贡献”这大量的非结构化数据，这些数据足够大，为人类历史上所未见。
云计算则使大数据如虎添翼，数据可以存储在任何地方，数据随时可以进行传递和运算，数据的应用更具规模化和专业化。在这五项技术的推动之下，大数据成为不可抵挡的时代大潮。
在大数据时代，任何数据均具有潜在的价值。过去，人们重复利用的数据资源主要是人类观察、思考、创作完成的成果，如文章、文件、论文、著作等。如今，人类可以利用各种机器运行轨迹、人类活动记录、自然界变化观测等信息。过去需要大量观察访谈、调查统计、测量等完成的东西，现在可以借助计算机系统、各种数据采集器快速完成，并通过大数据分析工具实现全样本、自动化处理和分析。过去，没有人在意自己的行为轨迹，也无法记录大量的事件和过程，它们可以说作为“垃圾”被自觉或不自觉地扔掉了。现在，数据技术使人类具有“变废为宝”的能力，大数据技术可以在浩瀚的数据海洋中淘到“宝贝”。
因此，数据正在成为人类可拥有和控制的资源。大数据正在提供新的研究范式，帮助世人重新认识宇宙、物质、生命和社会，并在此基础上带来科学技术、管理决策、社会发展的巨大变革。就此而言，数据利用秩序有望成为未来社会的一大基础秩序。
什么是科学范式？
“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最初由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thomas samuel kuhn于1962年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来，指的是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科学家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范式”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随着科学的发展发生变化。
新范式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科学研究范式本身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外部环境的推动。人类进入到21世纪以来，随着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促使新的问题不断产生，使得原有的科学研究范式受到各个方面的挑战。
总之，数据总是处于不断脱离原来主体而流动的过程中。正是因为这样的流动，数据才能产生更多价值。但与此同时，脱离主体也意味着原主体丧失对数据的控制。因此，既保持数据的自由流动性，又维护每个主体在数据上的利益，是一个有待深入思考的法律难题。一个基本的原则可以明确：创制和维护数据利用秩序是大数据应用的前提，是大数据战略得以实施的根本问题。